“做大做优做强民营企业”，是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最新定位；“加快锻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队”，是国家对国企的长期期许。按说国企民企共同发展才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最优选择，但在最近的工作交流中发现，在制裁和产业周期叠加的半导体产业，似乎出现了针对“国进民退”的疑问，更有对这种现象普遍开来的担心。其实真正要担心的不应该是不同属性企业的进出，而是企业机制够不够灵活，效率能不能赶上世界水平。

解决卡脖子，市场是主战场，企业是生力军，机制是企业的灵魂。机制决定着企业能否吸引人才，用好人才；机制决定着企业的运转效率高下，能否跟得上或者超过竞争对手的节奏；机制决定着企业激励机制是否符合产业规律，能不能最大程度调动企业的战斗力。企业的好坏不取决于它的资本属性，取决企业机制的好坏。因为国企中也有效率高的优秀国企，民企中也有陷入内耗的民企。

现在是集成电路攻坚的关键时刻，正所谓国难思良将，自然就引发了什么样的机制体制更有利于解决卡脖子的讨论。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丝毫没有将国企民企对立起来，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话题。在解决卡脖子、在实现集成电路产业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个中心任务面前，我们需要拿出勇气讨论清楚在什么机制下，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任务。这是我们这番讨论的根本目的。

之所以业界感受到“国进民退”，是因为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对抗加剧，行业进入调整周期，民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对经济冷暖转化更敏感，国家也发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在这样的条件下，为加强半导体攻坚，有些国资进入芯片产业也可以理解。因为有些细分领域需要国企央企发挥兜底作用，例如长周期、慢回报、风险较高、需要集国家力量之大成的领域，再如经济规模不足，效益不明显但又不可或缺的“蜗壳”环节。目前民企实力不足，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入这些市场失效的细分领域。但国资实力雄厚，大局观强，不在意短期收益，正好可以发挥兜底作用，与民企在其擅长的充分竞争领域形成重要互补。

本文着重阐述的是，集成电路市场90%属于高度竞争的领域，80%属于全球竞争，竞争极其激烈，行业里无论国企民企都必须要有高度灵活的机制。所以重要的是企业机制，而不是企业的资本属性。要给进入半导体领域的央企国企松绑，让它们的考核机制、管理机制更加灵活；让国企民企在集成电路共同进步，毕竟我们主要竞争对手不是国内的国企和民企，而是国际竞争对手。

高效率才能解决卡脖子

回首三十年集成电路发展史，从结果来看，芯片行业的民企表现更为优异。从908工程开始，中国半导体从华晶等国企开始艰难探索。但一路挫折，坐看同期出发的台积电、三星一骑绝尘。直到2000年体制更为灵活的中芯国际开建，中国半导体才呈现出该有的生机。这期间民营企业取得更大成绩，每个环节的领军企业基本都是民企或者国资与多种股份混合的企业。

国内设计领域的龙头是华为、展讯、澜起、韦尔等，它们都是民企；设备领域的龙头中微、盛美、华海清科也都是民企，北方华创是含有多种股份，机制体制比较灵活的地方国企；材料领域原来有很多央企和科研院所企业，但它们多集中于8吋领域，真正在12吋时代解决问题的企业是民资参股，机制灵活的地方国企沪硅产业，异军突起的纯民营企业奕斯伟，还有安集、新阳、江峰靶材等优秀民企；在制造领域，中芯和宏力同时起步，后来的结果不言而喻。在中芯国际和华虹的竞争中，华虹一直落后，近7年来华虹扬长避短，涅槃重生，快速进步。但华虹作为地方国企，它的机制有其独特性，因而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华虹的表现能否持续下去还要继续观察；中国的封测产业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其中的头部企业如长电、通富微电、华天等无一例外是民企。

这个结果指明了我们提升效率的努力方向，也说明国企只要机制灵活也可以取得优异成绩。近些年很多国企引入多种资本，组建董事会，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企业变得高效灵活。也有些混合型企业，通过吸纳国资，既保持了企业灵活性，又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取得1+1大于2的良好效果。但在目前重重外部压力下，集成电路产业更具战略性，越发要求加强国资监管和考核，出现了机制倒退的现象，因而引出了“国进民退”的议论。

大家所谓的“国进民退”严格说是机制和效率的进退，不是国资进入、民资退出，具体说是低效率的管理模式回头，高效的管理模式退出。所以解决卡脖子不要纠结于哪种资本的增减，应该着重关注芯片企业有没有灵活高效的机制。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决策速度太慢

国企管理有一套完整且严谨的管理机制，可以避免很多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有效保证了国资安全。但有些部门曲解了国家严格管理国企的内涵，采用过于程式化的审核导致流程偏长，效率降低。

在我们的调研中一家企业就遇到审核流程过长的问题。这家公司是一家市场化企业，只有一小部分国资。在加强监管的当下，或许他们理解有误，开始企业事事要向上汇报。今天企业准备启动一个项目，管理层全体认可，由于项目投资额较大，先给大股东汇报，然后大股东给上级股东汇报。上级一看兹事体大，不敢自行决策，接着向主管单位汇报。主管单位再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决策。所有上级部门开决策会的时间加起来都要一两个月，现在已经过去半年多了，项目还处于领导研究中的状态。但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企业老总哭笑不得。

半导体直面竞争的产品决策容不得长考，去年上半年大家还在抢产能，但下半年就要去库存了。如果没有快速竞争的机制体制，就没有办法参与集成电路竞争。如果决策会议一开就是半年，摩尔定律是指每18到24个月芯片迭代一代产品，那半代产品周期就过去了。

集成电路企业决策效率之高超乎想象。曾经有一个短短几年做到世界前列的芯片设计企业老总告诉我，如果他们的竞争对手上午降价了，他们公司核心的三人组CEO、COO和市场主管马上开会，下午就做出决定要不要跟着对手降价。如果效率低的、程序繁琐的企业，一天之内给领导汇报的报告能不能写出来都是个问题。

市场竞争中效率决定成败。不仅想起当年诺基亚CEO讲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诺基亚竞争不过中国企业，当诺基亚筹划一款新产品的PPT还没做出来，中国对手的手机已经做出来了。芯片领域的竞争也是如此，如果企业机制不顺，对手产品都做出来，你的PPT还没有做好，汇报流程还没有开始。越是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越要有高效的机制，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这些优秀企业的机制体制是什么样的，半导体产业应该对比参考，然后做出反思改进。

考核机制不容错

国企的非战之过，决策效率之外，还有考核机制的问题。因为考核机制的限制，有些国企管理层戴着镣铐起舞，在机会面前很难放手一搏。这明显有悖于勇于担责，敢于试错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敢于冒着风险做决策。

有些国企的考核机制侧重于保值增值、少犯错误、不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些措施在非竞争领域有很好的效果，但是集成电路高度参与全球竞争，这套考核机制就有不适应之处。

芯片领域没有人能笃定自己可以成功，企业家必须冒着失败的风险做很多决策，无论产品定位、技术方向、市场布局都要不断决策，不断试错，这个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很多失败。但失败是值得的，一个产品失败了公司不会怎么样，甚至连续失败也不是问题，只要成功一个产品就能带火一个公司。

当年展锐屡战屡败，李力游上任后剑走偏锋，做出全球第一颗双卡双待芯片，带领展锐逃出生天。海思做手机芯片期初也是持续失败，2009年做出第一颗手机芯片，连余承东都看不上。第二颗芯片照样失败，直到2014年做出麒麟910才获得市场认可。

所以企业的发展性思维是一白遮百丑，失败不要紧，只要坚持冒险，成功一次就可以覆盖所有失败。有些部门和国企的约束性思维是一黑毁所有，企业家的决策即便成功了九个，但只要失败一个就要被问责。这种奖惩机制让企业家从自身利益出发高度厌恶风险，导致国企的冲劲不足。在大多数时候国企反应落后市场，往往等到赛道清晰，风险变小才会出发，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反而风险更大。没人能保证从不失败，这种对失败一票否决的考核制度，很难激励企业家做好企业。

在所有高度竞争领域的企业，一定要开拓进取，甚至是激进进取才能成事。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办公室挂的格言是“赌性更坚强”，有人问为什么不是爱拼才会赢？曾答，“光拼不够，那是体力活；赌，才是脑力活。”即便不要求企业家个个都赌性坚强，但四平八稳的守成型企业肯定很难成功。

集成电路必须要冒险，很多时候预测市场、预测对手都有赌的成分。但在约束型发展模式下，大家追求的是少犯错，每个人都不愿意担责和冒险。多做多错，动辄得咎，不做反而躺赢。最终有心气的人也心灰意冷，索性躺平。

其实央企国企的人才起点很高，在精神面貌和斗志上超过民企。我有不少央企的朋友，家在北京，但因为工作原因常年抛妻别子，不断在上海、广州、杭州持续出差，公司指哪打哪，真的就像国家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们既优秀又努力，更有奉献精神，我自忖民营企业的员工很难这么努力。

越是如此，我越为央企的朋友们感到惋惜。他们的能力和干劲我发自内心的佩服，他们这种不计得失，努力奋斗，甘做砖瓦的精神，值得在更好的机制下大展拳脚。但现实是有心杀贼，备受约束。如果考核机制不转变，就辜负了他们的一腔热血，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巨大的遗憾。

机制问题长期存在，但我们认为这都是些技术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对症下药，更加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调整激励机制，调整决策和考核机制，就能解决国企机制问题。世上的事从来都是穷则变，变则通，只要真正去改，没有改不了问题。这些年国企也一直在调整改进的路上，解决了很多自身问题，取得了很大进步，也涌现了一批高效的企业，相信在集成电路领域里这一次也一定能找到解决之道。

找准定位做最擅长的事

在分析了芯片企业的特点之外，还要认清新形势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生存环境和产业特点。

国企央企支持解决卡脖子要分清哪些是充分竞争的全球市场，哪些是服务中国专需的特色市场。国企央企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实事求是地扬长避短，有选择地进入适合自己的领域。

有些芯片市场是全球性的，我们的企业不得不与全球巨头竞争，中国企业即便机制足够灵活，在这个市场里也是九死一生。前段时间德州仪器芯片开始降价，对中国企业近乎于降维打击。因为在降价之后德州仪器还有很大的获利空间，但国内企业已经叫苦连天，无法承受。

对于全球市场来说，客户只会选择物美价廉的芯片，不会在乎哪颗芯片是谁造的。这种充分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要求中国企业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都要达到国际水准。全球竞争到最后就是机制的竞争，要想胜过竞争对手，至少机制要匹配对手。

有些芯片市场不是全球性的，不需要充分竞争。在地缘政治对立加剧的情况下，有些特殊芯片，如军工、高精尖领域的芯片，西方阵营拒绝卖给我们。我们必须放弃幻想，必须自立自强。在这些领域要求长期主义，持久投入，不追求短期利益。如此国企央企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只要坚持到底取得成功，无论经济利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有回报丰厚。

在外部压力之下战略考量越来越重，国资监管有强化倾向，流程增多趋势影响了企业效率。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认为加强管理就意味着低效。只要我们想办法解决用人的问题，就能解决企业加强监管之后的效率问题。但是在找到化解办法之前，不能坐视来之不易、已经发展良好的企业因为加强监管走了下坡路。

结语

芯片攻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是一项国民任务，需要国企与民企精细分工，各善其长，共同协作。无论民企国企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各自的问题，长处与问题并非与血统天然绑定。即便出现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国企可以通过调整决策和考核机制，脱下镣铐，像民企一样灵活高效；民企随着实力增长，也可以像国企一样眼光长远，顾全大局。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资本属性论长短，集成电路产业既需要国资承担兜底任务，也需要民企承担充分竞争的任务。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丰功伟绩从来都是来自反思—改进—发展的成长闭环。我们已经有很多机制灵活的国企在实战中证明了自己，可以以此为样板来完善国企的机制。假如每个企业的机制都轻盈灵动起来，就会涌现更多的中芯国际，更多的北方华创。到那时，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万马奔腾，猛将如云，每个细分环节都有一批能够竞争，敢于竞争的企业，整个产业能力大幅提升。到那时，打破制裁围墙，实现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问题，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