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想，托育行业再次受关注是因为一段失败的创业故事。

前几天，一篇名为《卖了4套房，创业12年，如今负债1亿，无家可归》的创业自述文走红网络。作者是从事婴幼儿早教创业的纽诺教育创始人王荣辉，在该文中，她详述了自己12年的创业经历和成就，却在疫情下化作泡影。

王荣辉的经历无非是多数创业者的冰山一角，但这一事件无疑将托育行业再次搬至台面，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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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的托育

看似新颖行业的托育，在中国已跌跌撞撞走了70多年。

1950年3月8日，邓颖超以妇女运动者的身份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中，首次明确要求国家、社会对儿童照顾提供支持。

此后，照顾儿童的问题逐渐得到重视，一系列围绕解放妇女与照料幼儿的托育政策也就此展开。

例如，在1955年颁布的《关于工况、企业自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规定》中，要求各工矿、企业单独或联合创办托幼机构，以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入托入院的需求，并明确表示经费由各单位列入财政预算。

自此，托育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福利性质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时还未形成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托儿所与幼儿园之间的性质界定较模糊，没有严格的划分。但不可否认，托育事业开始被关注，大批厂矿企业的工会组织创办托儿所，全国托幼机构在不断增设。

抛开中间幼教出现“冒进”倾向不谈，到1965年底，我国幼儿园已经从1957年的1.6万所，增至1.9万所，幼儿师范学校也从最初的0所增至19所。

尽管在这之后由于经历漫长的“文革”，全国托育事业遭受破坏，但在1973年以后，我国托育事业明显出现回暖。到1975年，我国入园率和入托人数几乎恢复至20年前的水平。

但刚稳定不久的托育行业，很快便迎来新一轮变动。

1988年，国家教委等8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托幼服务不再是由单位提供的一项集体福利，而是家庭需要向市场购买的服务。

随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托育事业也逐渐从最初的福利性质向社会化、市场化方向转变。企事业单位主办的托儿所开始大幅度减少，多数企业迫于利润压力不得不停止提供托儿所服务。自此，不仅“入园难、入园贵”成为普遍问题，3岁以下的托幼机构更是绝迹。

这是因为当时大批幼儿园企业聚焦于3~6岁的学前儿童，而0~3岁婴幼儿被迫处于“真空”状态，不少父母迫于金钱和生活压力，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老一辈代养。

在这之后，尤其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后，尽管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托育服务事业发展，但始终收效甚微。

直至近两年，托育服务才重回大众视野，被新一代父母所关注。

这是因为中国女性就业率高达73%，领先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和当初解放妇女一样，如今忙于工作的父母，迫切需要一个靠谱的托育机构解决带娃问题。

02

百废待兴，托育问题频频

2019年，被业内视作托育行业“元年”。

当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一则《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托育机构实行登记备案制度。此前，托育机构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托育机构的申办不属于行政许可范围，托育服务也不在工商注册名录中。

自此，各类型托育机构开始破竹而出。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托育”相关企业达3783家，同比增长56.8%，即使在疫情影响的2020年，新增企业也达1.2万家，同比增长237%，远超过去十年注册量的总和，而2021年更是大幅上涨。

同时，资本热也在托育行业上演。在2019年黄金期，托育行业完成了15起相关的投融资，累积融资额约4.5亿元，市场对托育的体量预测高达40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年托育出现投资热潮，却远远比不上K12等其它类型教育。

IT桔子数据显示，在2019年，素质教育、K12和职业教育、教育信息化赛道投融资数量排名前四。其中，素质教育赛道投融资数量达115起，占比37%；K12赛道投融资数量分别为49起，占比16%；职业教育赛道投融资数量为44起，占比15%。

诚然，在托育行业动荡发展的70多年中，今天再度被关注是个机会。但不可否认，由于托育行业近几年增速迅猛，其自身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托育机构需频繁招生，压力较大。

与幼儿园年度招生不同，托育机构几乎全年无休，一年时间都处于招生状态。

在这方面，多数托育机构不仅需要花费较大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进行招生宣传和推广，还可能面临招不到生的业务压力。因此，如何持续有效地良性运营，对于每个托育机构都是考验。

第二，托育机构往往面临租金高利润低的问题。

新摘商业评论曾报道，疫情以前，有70%的托育企业赚不到钱。以深圳的托育园区为例，其平均租金在20万/月，商业用地成本能占到20-30%，再加上销售成本和运营成本，综合下来利润率仅在10%左右。

第三，托育机构频发的虐童问题降低父母信赖度。

2017年11月，某托管亲子园教师被爆虐待孩子，除殴打孩子外，教师还强喂幼儿疑似芥末物的东西；

2019年，昆明一幼儿托育服务机构老师被指虐打孩子；

2021年，日照市某早教机构的保育人员被爆粗暴对待儿童，致使该幼儿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

……

无疑，频频发生的托育机构加剧了无数家长的恐慌，家长很难完全信任地将孩子交到托育机构。

最后，托育机构还面临专业性老师缺乏的问题。

回归到本质上，托育机构的老师往往存在流动性较高的问题。

一般而言，托育老师专业性要求较高，但工资相对较低。这也就出现不少托育老师在花时间获得专业技能后又跳槽离开的现象，导致托育机构不断在培训新老师，又常年缺老师。

03

托育未来在哪儿？

问题犹在，但仍不掩其成为风口。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与此同时，我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而发达国家在35%以上，我国托育服务供需缺口还很大。

为推动托育事业发展，近几年国家除了对虐童等问题进行整治外，还在政策和补贴优惠上予以鼓励和支持。

去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曾明确量化托育的发展空间和规模，到2025年，每千人的托位数从目前的1.8提升到4.5托位；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事实上，为落实托育服务体系，北京、上海、浙江、江苏、重庆、四川等省市已纷纷起草或印发了托育相关的扶持文件。

以全国最早发布托育政策的上海为例，其2018年就出台“1+2”文件，开始受理3岁以下幼儿教育机构的申办。此后，上海又不断推出措施以新增普惠性托育点，要求在2022年实现全市街镇普惠性托育点覆盖率不低于85%。

除此之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补贴政策。

2019年10月，在《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中就指出，对于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社区托育服务设施，中央预算内投资按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的补助。

国家和地方大力鼓励支持，托育也因此被视作潜力无限的行业。

不乏有业内人预测，随着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家长们的观念有所改变后，未来托育市场的潜力会很大，将朝着两个走向发展，一类是10%的高端营利性托育机构，满足高收入高层次家长的需求；另一类则是90%的普惠性托育机构，满足普通老百姓婴幼儿照护的基本需求。

不管哪种性质的托育机构，我们能够关注到的是，推动托育服务多元化，让托育服务更加可及逐渐成为关注点。今年两会期间，不乏有代表、委员对此建言献策。

例如有人大代表反映，托育机构在服务时间上，可以充分考虑不同家庭的差异化需求，提供全日制、半日制、临时托管等灵活的服务模式；在服务种类上，提供常规化、嵌入式、菜单式的家庭育儿指导与喘息服务，为在家养育的婴幼儿提供喂食、洗浴、智力开发等照料服务，为家长提供科学、合理，契合婴幼儿生理发育特征的家庭教育课程。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托育是个值得等待和期待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