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639 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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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
螺旋实验室 ·

螺旋君

2022/01/17
20-24 岁的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生育率将下降 0.36;儿童的死亡率每下降10%,生育率将下降1。一个国家的年轻女性教育水平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可以决定该国 80%的生育率。
本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螺旋实验室”(ID:spiral_lab),作者:螺旋君,投融界经授权发布。

没有带领恒大走出泥潭的任泽平,在为人口问题献计献策的道路上又倒下去了。

在发表“印钱生娃”、“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等惊人言论后,1月12日晚,任泽平的官方微博被禁封。与大部分人仅将任泽平的言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同,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似乎找到了知己。

1月12日,梁建章公开表示:“当前印钱鼓励生育是可行的”,并且认为任泽平的观点还是有些保守,“每年两万亿不够至少需四五万亿”。

在互联网企业纷纷响应政策,为提高生育率贡献绵薄之力的时候,执掌携程的梁建章仅仅站在一旁让政府印钱,似乎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1

为什么都不愿意生了

任泽平和梁建章都认为印钱可以直接提高生育率,但事实上,从外国的经验来看,这种策略并不能奏效。

以韩国为例,12月15日,韩国政府公布“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自2022年开始将给拥有0-1岁婴儿的家庭每个月补贴30万韩元(约1792人民币),2025年这一数字会进一步上调至50万韩元(约3000元人民币)。此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

但是这并未缓解韩国低生育率的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显示,韩国生育率为1.1,连续两年排名全球倒数第一。

那么低生育率到底和什么有直接的联系呢?

经济学博士、2021知乎新知答主chenqin分析世界银行1970年-2010年以及241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生育率与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婴儿的死亡率有直接的联系。

据chenqin统计,20-24岁的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生育率将下降0.36;儿童的死亡率每下降10%,生育率将下降1。一个国家的年轻女性教育水平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可以决定该国80%的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正是高学历女性的主要聚集地。以互联网行业的典型职业产品经理为例,腾讯问卷发布的《2020年产品经理生存报告》显示,87.2%的从业者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2016年9月,在央视《遇见大咖》节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给怀孕女带来的压力。

当时,刘强东带领京东高管与员工一起聚餐,时任京东副总裁杜爽满眼泪水地对刘强东说:“我怀孕9个月了,没请过年假,也没请过病假”。刘强东则回复道:“说实在的,你们休假也给兄弟们一点机会,有时候不要认为自己就是说一天不在了, 整个部门就散了,不会的”。

耐人寻味的是,对话发生9个月后,在京东奋斗八年的杜爽就黯然离开了京东。

02

态度不一的大厂

既然公司对员工不友好,那么政策就不能不站出来了。

2021年中,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最新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同样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相关政策发布不久,我们就见到不少互联网公司积极跟进。

比如,2021年末,阿里巴巴集团就宣布了多项员工福利升级方案,其中员工一胎产假由原来的128天延长至158天;二胎、三胎产假延长至 188天。

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

甚至连裁员过冬的快手都没有忽视相关制度的建设。2021年末,有媒体称,快手推出“生育礼金”政策,生孩子最多可得到3000元奖励,并推出父母免费体检计划及父母陪护假,提供带薪育儿假并延长产假。

京东最新公布的《京东集团集体合同(草案)》也显示,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为符合条件的女职工提供额外三十天全薪产假,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不过在这些公司积极健全产假制度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互联网厂商“不为所动”。

比如2021年中,几乎与“优化生育政策”相同步,“盲盒之王”泡泡玛特在招聘时就被爆针对女性调查是否有生育计划,并要求填写计划时间。对此,有网友表示:“一个消费群体几乎都是女性的公司,还公开歧视女性。边赚女人钱,边侮辱女性?”

事实上,这并不是个例,《2020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近七万分份有效样本中,有58.25%的女性应聘过程中 “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27%的女性求职时被“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

2021年11月,腾讯升级员工关怀方案,仅仅针对全体员工推出了长期服务感谢金、退休荣誉金等福利,并未针对女性群体推出更友好的生育制度。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人口问题极为上心,力挺任泽平“印钱生娃”的梁建章,不光没有在携程同步建立保障女生生育权利的政策,反而还对外表示:“延长产假政策不应该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因为这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反过来也会影响女性的就业”。

2021年Q3财报显示,携程营收53亿元,经调整EBITDA(税息折旧摊销前利润)为5.37亿元,资金储备为676亿元,较2020年期末增长约13%。

携程本身就有充足的现金储备,但是却要让国家印钱促进消费以及提升生育率,梁建章简直是“借花献佛”的典范。

03

制度仍待完善

事实上,女性生育制度并不是个孤例,从这个切片放大,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整个互联网行业存在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2021年,脉脉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员工平均年龄低于30岁的企业超过50%。以腾讯为例,作为一个有三十四年历史的公司,其年龄超过五十岁的员工不到90位,占比仅为0.17%左右。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在人口红利的背景下,互联网公司没有动力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比如上文提到的京东副总裁杜双,之所以不敢休产假,或许是因为害怕休完产假后,“副总裁”的位子被“兄弟们”霸占了。

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也显示,2020年,互联网行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排名末尾。其中,未来发展空间不乐观,是拉低互联网行业员工幸福感的主因。

也正因此,互联网员工能做的,只有不断的跳槽。中智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员工平均主动离职率为9.7%,其中互联网行业排名首位,达到了12.8%。

在经济上行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固然能享受人才高替代率的红利,但是随着经济的下行、流量触顶,认清现实的广大互联网从业者也开始逃离互联网。

猎聘大数据显示,2020年初,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再次择业时,投递互联网企业的占比仅为15.13%,同比下跌2.64%。麦可思研究对“中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调研也显示,毕业即进入“大厂”的学生中,工作五年后,70%的人已经离开。

从更稳定、更有保障的公务员行业,更难感受到“逃离”的趋势。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达到了212万人,同比增长40.39%。

说到底,公司和员工虽然是简单的劳资关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又是相互成就的——没有一代代互联网人的贡献,互联网公司也很难铸就一个有一个市值辉煌。

因此,目前摆在互联网面前的,其实有两个问题:首选是完善女性生育制度,助力社会整体生育率的提升,其次,也要通过硬性的政策保证休产假员工的职业轨道不会出现偏离。

而从目前来看,在有关部门的号召下,有的互联网企业甚至连第一个问题都不愿解决,长此以往,整个行业终归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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