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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投资基础科学研究的风险也太高了。投资者要看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投入资本分红率（Distributed to Paid in Capital）和资本回报倍数（ Multiple of Capital Contributed）等关键指标，基础科学则离“赚钱”很远，离“花钱”很近。今天种下树，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看到果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在2019年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了他所理解的基础科学三大特征：

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基本规律；

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

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

你看，基础科学自带公益体质，它投入巨大，周期漫长，还不一定有回报，从投资角度看并非好标的，不过红杉中国却与基础科学发生了联系。它已跻身顶级投资机构，如今要为世界顶尖科学家颁发大奖。

2021年11月1日，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论坛主办方正式宣布创设“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首设“数学与智能科学奖”和“医学与生命科学奖”两个单项奖，每年评选一次，每个单项奖奖励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跻身全球奖励金额最高的科技奖之列。“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由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发起、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承办，红杉中国独家永久捐赠。

红杉中国将独家拿出人民币5亿元，以支持两大科学奖项的永续开展。这与回报无关，红杉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顶科协奖是对人类科技的一笔永久性公益捐赠，希望大奖可以为全球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筛选出最优质种子，推动人类科学事业不断蓬勃发展。

阿瑟·科恩伯格和儿子罗杰·科恩伯格

正如其名字所示，顶科协是全球规格最高的科学家组织之一，它虽然年轻，2017年刚刚注册成立，会员却群星璀璨，均为诺贝尔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图灵奖、科学突破奖、阿贝尔奖、菲尔兹奖、盖尔德纳国际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等顶尖科学奖项得主，覆盖化学、物理、生物、医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分布于全球25个国家、80所顶尖实验室和研究机构，覆盖化学、物理、生物、医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协会主席是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他也是科技界传奇人物，12岁时，曾见证自己的父亲阿瑟·科恩伯格荣膺诺贝尔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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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崛起，与基础科学的崛起密不可分。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都无从谈起，而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就产生过很多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新技术，如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

1989年，欧洲物理学家在探索高能物理过程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他们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之前的E-mail已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这就是万维网的产生，由此才有今日的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的繁荣，也有了包括红杉在内风险投资机构成长的沃土。

著名经济学家，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在其名著《技术的本质》中，曾将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做比较：新技术是之前技术的组合，技术自身创造了自身，它从已有的技术集合中一点点建构起来。而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着技术的进化而进化。

科学是技术之本，那些推动技术进化的元技术，正来自基础科学的突破。诗人亚历山大.波普在牛顿墓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神说，让牛顿去吧！万物遂成光明。这被认为是对牛顿一生最准确的评价，因为他在基础科学上的成就，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王贻芳曾谈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因此中国的基础科学可以说从“零”开始，如今中国科技水平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

如果放眼到全世界，如今正是基础科学研究先前一步的时刻，当前面临更多紧迫难题，亟需科学提供更好答案，比如疫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双碳目标的科技解决方案、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危机等，社会精英更要不断去思考科学与人类的未来。

正如沈南鹏在论坛开幕式中所谈到：“过去三十年、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发展带来了革命性深远影响，从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到星际旅行等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创新。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发现世界的自然规律和终极法则，科学的发展也正以加速度方式前进。基础科学初心并非解决生活中的科技应用问题，但它可能恰恰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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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远离急功近利的基础科学，以及看起来不具实用价值的文化艺术，在繁荣之初都需要“赞助人”。文艺复兴最初的发源地佛罗伦萨，经由工业的组织、商业的拓展、财政家的经营，成为14世纪意大利半岛上除威尼斯以外最富庶的城市，甚至敌对的家族也不只竞求权势，而是争相成为艺术赞助人。最终在美第奇时代，人文主义者占据了意大利的心灵，使它从宗教转向哲学，从神学转向科学，从天堂转向地上，如文化史大师威尔.杜兰特所描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赞助学问和艺术方面，美第奇家族的确是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族”。

“赞助人+发明家”的模式，贯穿了科技史。18世纪，英国地方科学社团大量出现，如1765年至1813年，在伯明翰出现了由自然哲学家和工业家组成的学会“月光社”。社团得名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路灯，会员为了回程方便，经常在月圆之夜聚会。月光社集中了一批改变世界的精英，如蒸汽机的天使投资人博尔顿、现代化学家之父拉瓦锡、美国科学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 物理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蒸汽机发明者瓦特、工业革命领袖、英国陶瓷之父韦奇伍德等。英国实验哲学思想的产生以及数学、力学、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本来就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和文化基础，而科学与资本、商业与技术在月光社这个民间团体中互相推动，脉络出现交织，最终形成了推动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那个时期前后各种科学和技术协会相继出现，如英国1660年成立了皇家学会，法国于1666年成立了皇家科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法兰西科学院，牛顿、胡克、哈雷、波义耳和惠更斯等人的科学成就，都受益于这些机构。今天的顶科协，也隐约有200多年前各种科技协会的精神。

当代卓越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同样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就，而是眺望星辰大海，成为科学赞助人，这是情怀与责任的双重驱动。

比尔·盖茨在离开微软后，把大量精力与资金都投入到了生命科学研究上，希望通过基础科技创新来解决全球性医疗健康问题。他的远大抱负是：我们每个人，不管生在哪里，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就的生活。

扎克伯格的计划则更具野心，希望研究和治愈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疾病。自2016年起，他准备未来十年为医学研究投资30亿美元，还将让人工智能、软件工程和现代医学合作，帮助并加速医学研究。

俄罗斯风险投资家尤利·米尔纳，心中一直怀有未完成的“物理梦”，他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主修理论物理学，后来转读MBA，心中一直都认为物理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关键因素。在他拥有充足资本后，开设了尤里物理学奖，被誉为“世界上最奢侈的物理学奖”，奖金300万美元。2013年2月，他又联合“脸谱”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谷歌公司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宣布共同设立“生命科学突破奖”，专门激励那些致力于治疗顽疾和延长人类寿命的科学家，每名获奖者也会获得高达300万美元的奖金。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的更长，他们所探索的方向，对无限向世界的本质逼进。对红杉而言，赞助基础科学研究并非心血来潮，它本身就受益于基础科研进步带来的产业机会，赞助也是一种反哺。

“红杉爱科学”已经是红杉内部一项不成文的共识，沈南鹏认为，应鼓励更多人在科学领域做更多“难而正确”的事情。“这是奖项，更是方向。这是果实，更是种子”。